棚户区嫖妓女｜夜班火车站的旧账本
你问我棚户区嫖妓女的事儿？我先把话撂这儿——我守了十四年的烟酒铺子，就开在铁西三巷的棚户区口子上，对面是红砖墙的纺织厂旧宿舍，墙皮一碰掉渣。嫖妓女这种事，我见的不是皮肉生意，是那一带人讨生活的窘迫相。
那是2003年秋天，自来水管道还没铺到巷子深处，家家户户挑水吃。我铺子门口常蹲着几个等活儿的瓦工，工头老周全身上下补丁摞补丁，却每天傍晚要抹一遍头油，往巷尾那排灰瓦房走。有回他赊账买包“大前门”，我照例把纸烟扣在玻璃罐里不递给他。他急了，脖子一梗：“隔壁那个四川的，洗回衣服就收十块，你连根烟都要卡我！”我这才咂摸出滋味——灰瓦房里住的那个叫阿秀的女人，明面上写“代写书信”，实际干的是你说的那档子事。她门口晾的被单总比别家白，洗得勤。
账本上的两笔错账
我那本牛皮纸封面的流水账本，至今夹着两张欠条。一张是2004年腊月，老周画的圈，欠烟钱八块二。另一张是阿秀的，她来买酱油，零钱不够，欠下六毛。第二张欠条的背面，她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小字：“周大哥的烟钱我垫了，划掉。”后来老周再没出现，听说回苏北老家种大棚去了。阿秀倒是多待了两年，走的那天把酱油瓶钱结清，多塞给我两块钱说：“给住隔壁垃圾堆那个瘸腿老头儿买双棉鞋。”她手背上冻疮裂口子，塞回来的钱带着廉价雪花膏的气味——那瓶雪花膏，她搁在灰瓦房窗台上，盖子永远拧不严。
“嫖不嫖的，谁真计较？计较的是今天米缸有没有底、孩子下个月学费能不能凑齐。”
这话是巷口修鞋的哑巴叔用粉笔写在水泥地上跟我说的，写了擦，擦了写。他修一双鞋收两块钱，晚上常给灰瓦房后窗递一截蜡烛——棚户区供电不稳定，阿秀晚上要就着烛光记账。烛火映得后窗纸黄澄澄的，倒比别家窗子都暖。
那一片的规矩比砖头还实在
棚户区的瓦房分成两排，中间一条过道窄得只容一人侧身走。阿秀那间房是问电厂退休的张老头租的，月租八十，含水费不含电费。电费按灯泡瓦数算，黄昏后来的主顾多数坐半个钟头就走，时间长了老头要加钱。有一回片区停电，三个醉汉摸黑砸门，阿秀站在门槛里提着煤油灯不吭声。第二天她在我铺子换硬币打电话，就说了两句：“我那儿不是垃圾站，停电就别来找事。”
你要问安全？姑娘们自己悟出来的门道就这几条——客人必须在天黑前见过正脸，带项链的不要，喝过酒的绕行，指甲缝里有黑泥的请出去洗手。阿秀在窗台搁了大半块碎镜，面朝过道，人走近了能看出个轮廓。她管这叫“看门道”。
我铺子里的公用电话，蘸过唾沫数过多少枚硬币？一百的号码有，三百的一次，五块的也有——那是给孕妇孕妇的丈夫用的，钱没凑够，打回老家说“下个月”。
后来的铁皮尺与干涸的井
2007年棚户区装了下水道，紧接着说要拆迁。灰瓦房外墙浇了三个鲜红的“拆”字，阿秀搬走前把碎镜扔进垃圾池，碎成好几片。她跟我道别时说：“老板娘，真有人来找过文书活儿，寄过两封家信。”至于那两封信有没有寄到，我没问。她的主顾里，有一个瘦高个儿，穿灰夹克，每周四傍晚来，从不进门，只在后窗站着递进去一个布包。布包有时候鼓，有时候瘪，掉出来的东西有闸刀上的铜片、半卷纱布、几根被刨平的木条。阿秀收这些干嘛？我没扒心扒肝地打听。只晓得她临走那天，把那些铜片跟木条烙在那件晾在外头的棉被底下——棉被被收走的人带走了，那些零碎直接当垃圾烧了。
拆迁队进场的那个星期，掀开灰瓦房的地板，底下是十几年前的旧报纸，报纸底下有一把没柄的螺丝刀，刃口磨得发亮，锈痕里嵌着干透的泥。递螺丝刀的人再没露过面。棚户区的最后一阵风刮过，吹翻了我挂在窗边的铁皮日历。铁皮日历摔在地面，翻到九月那一页，没摔坏。
如今这里栽了六排桂花树，树底下压着水管和砖头茬。偶尔有老人蹲在绿化带边晒太阳，说夜里还能听见井绳碰着断井的轱辘声。那口井彻底干枯了，井底落着几枚锈成泥的硬币，至于哪一枚是老周买烟的八块二，哪一枚是阿秀垫的六毛钱，谁也分不清了。我去年收拾仓库，在那本牛皮账本的夹层里发现一张褪色的药方——治冻疮的，按着方子抓药要用文火熬，熬出来的汤敷在手背上，药渣倒进老井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