临夏汽车南站小胡同叫什么名字｜八坊老人指路记
那天下午我提着半斤酥糖，从临夏汽车南站西侧的天桥底下往北走。站前广场上拉客的面包车挤成一片，穿灰布夹克的司机摇下窗户喊：“河州城，走不走？”我没应声，绕过卖烤洋芋的铁皮炉子，在邮局报刊亭边停下来。报刊亭的老张正给一摞《民族日报》捆麻绳，我问他：“临夏汽车南站小胡同叫什么名字——就是通到老礼拜寺后墙那条？”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拿报纸角往巷口一指：“你说的是水眼巷，老辈人叫它尕水眼。”
这条胡同窄得只容两个人并排，两边土墙根堆着蜂窝煤和旧瓦盆。巷口第一户人家门口晾着几件蓝白条纹的礼拜服，绳子上夹着七成新的木夹子，风一吹就磕出清脆的响。地上铺的砖是前年市政换的，砖缝里长着几株灰灰菜，叶子被踩烂了，又长出新的。我数着步子走了三十来步，右侧墙角嵌着一块青石板，石板中间凹下去一个拳头大的坑——老张说这是早年间拴骡子蹭出来的。
墙上的痕迹
石板对面那堵墙，土坯和青砖混着夯的，墙皮掉了一多半。露出的土坯上有一道一道平行的深划痕，间距不齐，深浅不一。我用手掌贴上去比了比，最深的那个豁口正好卡进四根手指头。住在巷子中段的马奶奶这会儿正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择韭菜，她见我摸着墙出神，说：“那是旧时车夫遛骡子，骡子痒了蹭墙蹭的。”她把择好的韭菜根往盆里一甩，接着说：“这巷子过去是通南关大寺的后门，赶车的人在巷口喝茶歇脚，骡马拴在那块石板上。”
马奶奶的院子门是两扇包铁皮的老木门，门上一颗铜钉松了，悬着一截细铁丝。她说这院子住过三代人，早先她公公跑短途运输，每天凌晨赶驴车去广河，装一车洋芋回来，就在巷口老马茶馆灌一壶酽茶。茶馆早关了，如今那间屋改成了卖酿皮的档口，案板上堆着两大块颤巍巍的酿皮，旁边搪瓷盆里的油泼辣子红得发亮。
午后两点的声音
下午两点钟，巷子里的声音很具体——电动三轮车发动机的突突声，铁皮门开合的吱呀声，隔壁院子里阿爷咳嗽两声又念经的嗡嗡声。三个背书包的小学生从巷子那头跑过来，跑在最前面的男孩手里攥着五毛钱硬币，打在砖墙上叮当响，后面两个女孩追着喊“等等我”，声音在窄巷里撞来撞去。渠沟里有水声，是从南站后头流过来的灌溉渠的分支，水沿墙根淌，发黑，但没多大异味。隔二十来米就有一块预制板盖在渠上，当踏板用，板面裂了缝，露出生锈的钢筋头。
我走到巷子尽头，转角处摆着一个修鞋摊，摊主是个六十来岁的哑巴师傅，穿藏蓝中山装，袖口磨出了毛边。他正在给一只黑色布鞋上线，锥子扎进鞋底时发出闷闷的“噗”声。我指着墙角一块残碑问他——碑上字磨得看不清了，只认出“水”字和半个“眼”字。哑巴师傅放下锥子，从围裙口袋里摸出粉笔，在地上写了三个字：“尕水眼。”写完又补了一句：“碑是民国年的。”他指了指碑顶的缺损，又比划了一下，意思是早年有人用镢头刨过，因为传说碑底下埋着铜钱。
没人能说全的名字
这胡同的正名其实有讲究——我后来翻过旧地名资料，南站一带的巷道多以水渠、伯克官职、教坊铺户命名。“水眼”的名字，直接指向早先水源。地势高的几户人家，祖上就在巷子底上的泉眼里挑水，后来泉眼淤了，填上了石子，但名字留了下来。南站早班车六点发第一趟，五点半的时候，巷子里已经有人在打水洗脸——水龙头接在墙上，塑料桶磕着砖沿，水花溅湿拖鞋。那年头还有挑担子卖豆腐的，担子一头拉着一个带木盖的铁桶，走到巷口放下担子，“豆腐——热豆腐”吆喝两嗓子，二楼的人推开窗，放下吊绳拴住桶把，把毛票放在筐里吊上来。现在卖豆腐的换了骑电三轮的，车上装个扩音喇叭，声音在巷子里折来折去，但那份热乎气是一样的。
往回走的时候，日头偏西了。巷口报刊亭的老张正在收摊，他把没卖完的晚报叠成一摞，用橡皮筋箍紧。我在他摊边站了一会儿，问：“老张，这水眼巷到底多长？”他抬起头算了算：“从这头到那头，四十来步吧，要是迈大步子，三十七八步也到头了。”他顿了顿，补了一句：“不过要是算上巷子里那些七岔八岔的小岔道，那可就不好说啦。”
哑巴师傅的粉笔字还在砖地上，傍晚的阳光斜着照过来，那几个字被拖出长长的影子。巷子里传来一阵锅铲碰铁锅的声响，接着是葱花爆在热油里的“嗞啦”一声。有人从窗户里探出头喊：“马奶子，面片好了，你来端一碗！”马奶奶在门口应了一声，把择好的韭菜捧在手心里，转身进了院子。老木门在她身后合上，铁皮包着的那一面发出一声闷响——那颗松动的铜钉，又晃了两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