揭阳锡场小巷子｜一张旧车票牵出的送水往事
抽屉最底层压着的那张纸，已经泛黄得快要认不出原来的颜色了。是一张1998年的汕头至揭阳的中巴车票，票价六块五，票面上印着“榕城—锡场”的模糊墨迹。我把它从一叠旧发票和煤气缴费单里抽出来的时候，票角还粘着一小片干掉的胶带，那是我当年贴在采访本上的习惯。看见这张票，我立刻想起锡场那条窄得只能容两个人并排走的小巷子，以及巷子尽头那口老井边上的送水站。
那会儿我刚跑民生线不久，接到的线索说锡场镇上有条巷子，巷子深处住着一位退伍老兵，老人在自家门口修了个简易的取水点，给周边几栋老楼的住户供井水。大热天，水管接到四楼五楼，水压不够，就得靠人力送。送水的是个十六七岁的男孩，蹬一辆凤凰牌自行车，后座焊了个铁架子，一次能驮四桶水。我第一次去，就是坐那趟中巴到的锡场，下车问路，路边卖草粿的阿婆往东一指：“那条最窄的巷子，进去走到头。”
揭阳锡场小巷子的入口没有任何标识，只有两堵老石灰墙夹着一条不到一米宽的甬道。墙面被多年的潮气洇出大片深色水渍，高处的电线像蛛网一样横七竖八。走进巷子十步，头顶就只剩下一条巴掌宽的亮光。脚底下是麻石条，缝里长着湿滑的青苔，走快了容易崴脚。送水的男孩叫阿弟，本地口音，又黑又瘦，看见我拿着相机，往后退了一步，说：“拍井行，别拍我脸。”
老井在巷子尽头一个天井院里，井沿的石圈被绳索磨出好几道深槽，最深的地方有一指多深。阿弟的爷爷年轻时在锡场做过挑水工，后来镇上通了自来水，井水就只用来洗衣服。但1995年前后，周边盖了几栋六层高的自建房，自来水压不上去，三楼以上经常断水，老井的用处又回来了。阿弟他爸在井边装了台小功率电泵，抽到地面的蓄水池，再按桶分给楼上住户。一桶水五毛钱，从巷子口推到楼道口，再加一毛的“搬运费”。
那个夏天我在巷子里蹲了三天。阿弟每天早晨五点半起来先抽水，再往水池里撒一小把明矾，拿竹竿搅两圈，静置半小时。六点半开始送，最先送的是住在对面楼五层的一位独居阿婆，她从不自己下楼打水，每次都在窗台上放一个空桶，绑条绳子垂下来，阿弟把装满水的桶系上去，她再拉上去。阿婆耳朵不好，两个人隔着五楼喊话全靠手势。阿弟伸三根手指，表示水桶满了，阿婆就在上面比个圆圈，意思是钱从窗口扔下来，用纸包着。
这种默契看得我发愣，问他为什么不装个对讲机，阿弟蹲在井边擦汗：“一个对讲机一百二，够我送二百四十桶水了。”
“巷子里的事，简单。”他说，“水满不满，桶有没有窟窿，绳结紧不紧，就这几样。”
第三天傍晚下了一场急雨，巷子里的石阶滑得站不住脚。阿弟刚从外边送完最后一趟回来，车后座空荡荡的，雨衣也没穿，浑身透湿。他推着自行车钻进巷子，车胎在湿石板上打了两下滑，他靠墙稳住，骂了一句粗话，又笑。我问他要不要歇一下，他说不用，水池里还存着明天一早的备用水，但要检查一下井边的电泵会不会受潮短路。
那晚我就睡在锡场镇上一家小旅社，十块钱一晚的床位，隔壁是卖猪脚饭的厨房，凌晨四点开始剁蒜。第二天早上我再回那条巷子，阿弟已经在水池边清淤了。他拿一把旧铁勺，一勺一勺地把池底的沉沙舀进一个塑料盆里，动作很慢，像在数米粒。
我问他这活要干到什么时候，他说做到这栋楼装好加压泵为止。我问那得多久，他低头舀了一勺沙：“不知道，反正井水不会干。”
后来我在报社写过一篇通讯，题目叫《五毛钱一桶的井水》，登在当年八月的社会版上。反响一般，但有人照着地址找过去，在巷子口拍了张照，那口井的照片登在月报的读者来稿里。我再没回去过锡场。那张车票夹在采访本里，又跟其他的纸片一起塞进了抽屉。现在拿出来看，票面已经脆得不敢折，只记得那趟中巴车开的很慢，从榕城到锡场，沿途停了十七个站点，上来一群拎着菜篮的老妇，有两个在聊台风天的芒果掉了一地——当年那条巷子墙上真的歪歪扭扭刻着一行粉笔字，字迹已经淡得只剩几个笔画：井水甜，勿放脏物
入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