侯马常青村晚上有站大街的地方吗｜路灯下蹲一蹲比啥都解乏
九点一刻，我把卷帘门往上推了半截，铁皮哗啦一声响，凉气顺着脚脖子往上窜。对面羊肉锅子的白汽正浓，老板老赵拿火钳子捅炭，火星子溅到柏油路上，又被他穿拖鞋的脚踩灭。常青村这条正街，白天是菜市，晚上就成了人窝子——卖完豆腐的收摊不急着走，开大车的卸了货也不回屋，三三两两往路灯底下凑。要是有人问我“侯马常青村晚上有站大街的地方吗”，我准拿抹布往门口水泥台子上一甩：“这不，现成的，蹲下就是。”
去年秋末，老薛头从临汾跑运输回来，车头就停在街口老槐树底下。他媳妇儿打电话催了三回，他说“再缓一缓”，其实是想蹲在树影里抽完那半包红河。路灯坏了仨月没人修，可着树荫下的光也算光，旱烟锅子一亮一亮，像萤火虫落在咯吱窝里。我端了碗热米汤过去，他呲牙笑：“弟妹，你说咱这几个人，天天晚上站大街，是不是跟路灯一样——照亮别人，没人想自己家那盏灯？”
站大街的三种蹲法
头一种，是卖完货的。菜贩子老廉收摊最晚，三轮车上还剩两把芹菜，他偏不去冷库，把车斗往路灯下一支，芹菜杆上的水珠被光打得透亮。有人驻足问价，他就掰一截甩给人家：“尝尝，甜的。”这蹲法不图生意，图那一声“嗯，不错”。
第二种是等活儿的。修自来水的崔师，怀里揣着个牛皮纸信封，里面是通下水道的皮搋子和一节硬弹簧。晚上没人打电话，他就站在五金店檐底，脚边放个罐头瓶，瓶子里泡着浓茶，茶叶梗子竖得跟筷子似的。有回停电，街上黑抹抹一片，崔师掏出打火机，咔嚓一声，火苗蹿老高：“谁家漏水了吱声，不收夜班钱。”
第三种最松快。刚下学的后生、哄睡娃的媳妇，端着饭碗就出来了。碗里是油泼辣子拌的扯面，蹲在马路牙子上吸溜，看卡车卷起尘土，看谁家狗追着谁家猫跑三条街。站大街不站大字，站的是“我又能喘口气了”。
灯下那块围棋子地
常青村晚上最热闹的，当属十字路口西北角那盏三岔白炽灯下。灯杆子锈得发红，底座一圈水泥地早被人磨得发亮，冬天贴暖贴，夏天垫纸板。每天入夜，退休师傅老郭准点铺开他的帆布包，里面是两副磨毛边的象棋，还有一塑料兜子他自己车好的木棋子——车马炮都刻着年号，用的还是两千年那阵儿日历牌上的字。
这地方不能坐，只能蹲，因为老郭嫌板凳摆开显得生分。人凑齐了就支摊子，看棋的比下棋的嗓门大，隔壁修鞋摊的聋三爷不吭声，但谁走错了步他就拿鞋掌子拍地，跟敲惊堂木似的。有一回为一步卒子过河，两个年轻后生差点撸袖子，老郭把棋盘一扣：“过了河的卒子不回头，抬杠顶啥用？明日晌午接着来，我给你们备壶红糖姜茶。”
那晚之后，路灯下自动分了两拨——一拨接着下，一拨散到街对面炸麻叶摊前，看老板娘小玉把面片拉得透亮。麻叶炸出来金灿灿的，五毛钱一片，囊中羞涩的年轻人就买一片，掰成四瓣蘸盐面吃。小玉就说：“趁热蹲着吃，凉了油就凝了。”她家的煤球炉跟路灯挨得近，火苗红通通的，把人的影子投到墙上，一双一对比树杈子还凌乱。
夜风一吹，人再散不了
我的小卖部门口常年搁着一条没靠背的长条凳，因为有人站得腿酸了总爱拿它当靠架。前几天降温，蹲在墙根的老头们把军大衣反穿，灰领子立起来，像一溜松包。卖糖葫芦的老白推着车慢悠悠绕场子，红果串在灯下跟灯笼似的，他也不吆喝，停哪儿哪儿就有人往上搭话：“山楂今儿酸的还是甜的？”“你掰开看，酸里带面，解腻。”
夜里十点半，路灯开始闪，那种老汞灯闪一下，灭一阵，再亮起来时，光就黄得像隔夜茶。蹲着的人陆续起身拍裤子，拍拍土，卷起垫屁股的纸壳，各自往几个巷口里散。但仍会有那么一两个，比如老薛头，趿着鞋又晃回树影下，把烟蒂对着电线杆子摁灭，揣进裤兜里——他儿子在县城读书，媳妇说了，烟头别乱扔，免得让娃娃学去。
老槐树底下那片地，落了厚厚一层槐角，踩上去咯吱作响。他站了一会儿，又往我这边偏过头，用不大不小的声音说：“你说临汾省道边那个高村，这时候也有站大街的人吧。”我没接话，只把门口那盏门厅灯又拉亮了些。灯丝嗡嗡响，影子在地上拉得老长，再没人问这村里有没有站大街的——灯亮了，人有地方站，日子就有待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