襄城县鸡窝最繁华的地方｜大十字街的鸡市从凌晨热闹到晌午

“你上哪儿逮鸡去？”老赵蹲在烟摊边上，手里捏着半截红旗渠，冲我抬了抬下巴。

“大十字街啊，还能哪儿。”我说。

“那叫鸡市，不叫鸡窝。”旁边修鞋的老王插了一嘴，手里的锥子往鞋底上一扎，“鸡窝是咱县早先的老叫法，现在年轻人谁还懂这个。”

“对对对，老辈子人都说‘上鸡窝转转’，其实就是说去大十字街南头那片儿。”老赵把烟屁股摁灭在砖缝里，“那年头，天不亮就有乡下人挑着竹筐来占地方，一地鸡叫，比闹钟都准。”

凌晨四点，鸡笼子先醒

襄城县鸡窝最繁华的地方，严格说不在十字街正当中，而是往南拐进去那条半截巷子——老百货楼后墙根底下，一直通到旧戏院门口。1980年代那会儿，巷子两边全是水泥台子，台面上让鸡粪染得白一块灰一块，洗都洗不净。

卖鸡的不用吆喝。公鸡打鸣，母鸡咕咕，鸭子和鹅跟着起哄，人说话得贴着耳朵喊。手电筒的光柱在笼子间晃来晃去，照见鸡冠子红得滴血，照见绑腿的草绳，照见卖鸡老汉手里那杆盘得发亮的秤。

那时候买鸡有讲究：

老赵说他十六岁那年，跟着他爹在鸡窝蹲了仨钟头，就为等一筐“固始黄”母鸡。他爹蹲在那儿，手里攥着五块钱，手心里的汗把票子都浸软了。最后谈成四块六，卖家用草绳把鸡腿一绑，往自行车后座上一搭，那鸡一路扑棱到他家门口都没停。

后来到了1990年代末，菜市场搬了新地方，活禽区挪到了西头铁皮棚子里，跟卖菜的隔了一道矮墙。大十字街的鸡市说散就散，水泥台子拆了，改成卖手机的摊子。可老辈人嘴上改不过来，到现在去买手机，还说“去鸡窝瞅瞅”。

有一回我在那边买个充电器，摊主大姐听我打电话说“在鸡窝这儿呢”，她头也不抬地接了一句：

“你要找早先卖鸡的刘二孬吧？他那位置现在卖奶茶，连个鸡毛都寻不着了。往前数三十年，你站这地方，脚下踩的保准是鸡屎。”

襄城县鸡窝最繁华的地方换了内容，但热闹劲儿没减。早上六点半，铁皮棚子那边照样人挤人。卖活鸡的摊子还剩两三家，铁丝笼子摞得比人高，里头白羽鸡挤成一团，翅膀碰翅膀，哗啦啦响得像下雹子。旁边卖现杀鸡的师傅戴着皮围裙，刀快，三下五除二，褪毛机嗡嗡一转，十分钟拎出来一只白净净的整鸡。

价钱如今也变了。

价格涨了，买法倒是没变。还是有人蹲在笼子前头，眯着眼看半天，伸手进去掂一掂，嫌瘦了，换一只，再掂。摊主不急，递根烟过去，说“这只保你炖出来油黄”。

要论襄城县鸡窝最繁华的地方，如今还得看早上七点到九点那阵子。西头铁皮棚子外头，三轮车排成两溜，车上码着竹筐，筐里是附近乡镇拉来的散养鸡。卖鸡的姑娘小陈是刘二孬的侄女，她摊子前头悬着块小黑板，粉笔字写着“今日笨鸡已售完”。

她跟我唠过一嘴：

“我叔那会儿卖鸡靠嗓子喊，我现在靠微信群。头天晚上拍个视频发群里，第二天早上鸡还没卸车，定金就转过来大半。但也有老头老太太不会使手机，非要赶到摊上挑，说隔着屏幕挑不出肥瘦。”

活禽交易规矩比从前严得多。检疫票贴在笼子边上，每只鸡脚上套着塑料环，上头印着编号。小陈说工商所的人隔三差五来查，查不到票就扣筐。她叔那辈人觉得多此一举，可小陈不这么看：“有了票，人家买了放心，我这摊子才立得住。”

有一回，一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来抽查，在别的摊上翻出一个没套环的鸡脖子，那摊主急得满头汗，说是不小心混进来的。最后按规矩罚了五十块钱，鸡也拉走了。旁边围了一圈人看，没人说话，都盯着那只笼子看鸡扑腾。

过了十一点，活禽区渐渐冷下去。小陈在摊子后面支起小桌吃午饭，米饭配一碟炒鸡杂，那香味能飘出老远。对面卖调料的胖婶总在这时候过来蹭一口，边吃边数落年轻摊贩：

“你们这些小孩儿才不懂鸡窝的规矩。以前老辈人收摊前要把台子上的鸡粪刮干净，谁留一堆烂摊子，第二天就不让你占那地儿了。你看看你地上那些羽毛，等下自己扫。”

铁皮棚子顶上的风扇呼呼转着，苍蝇落在空笼子里的米粒上。偶尔有人牵着小孙女路过，孩子指着笼子喊“大公鸡”，摊主便笑，说“这是一对儿，公的明儿就杀，母的留着下蛋”。

下午三点多，另一拨人来了。穿迷彩服的老头拎着布兜子，兜里装着小奶瓶和针管，往小陈摊前一蹲。

“给小鸡仔打疫苗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不是疫苗，是喂药水防拉稀。”老头抬头看我一眼，又从兜里摸出一包麸皮，“自己家孵的土鸡苗，不去兽药店了，来这儿找她叔留下的老方子。”

小陈笑着从柜台底下拽出一个塑料桶，舀了半瓢黄澄澄的粉末袋装好递过去。“五十克的量啊，兑两斤水。”老头点头，把粉末往布兜里一塞，骑着电动三轮走了，车斗里“唧唧唧”的小鸡叫一路没断。

老赵跟我说过这样一档子事。前年秋上，一个收鸡的贩子喝了酒，挑着担子走到中医院门口，两只大鹅挣开绳索跑了。那鹅不往远处跑，偏顺着马路直奔老戏院方向，一路嘎嘎叫着，引得后面一群人追。跑到老百货楼后墙根，鹅忽然停下来，低头叨水泥缝里的谷粒——那地方，正是当年鸡窝最早的老台子位置。

“你说邪性不邪性？”老赵撮着牙花子说，“那俩鹅愣是闭着眼找着地儿了。”